加快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修复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实施中期评估结果
2018年4月1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正式发布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实施中期评估结果。评估结果显示：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生态建设工程区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生态保护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
三江源地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是亚洲、北半球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重要启动区，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为加强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加快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2005年以来，我国先后启动实施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和《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推进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近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有关方面开展了二期工程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工作。评估结果显示，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生态建设工程区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生态保护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
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生态服务功能进一步凸显
通过退牧还草、禁牧封育、草畜平衡管理、黑土滩治理、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等措施，三江源地区草原植被盖度提高约2个百分点，实际载畜量减少到1599万羊单位，退化草地面积减少约2300平方公里，各类草地草层厚度、覆盖度和产草量呈上升趋势，草原鼠害危害面积大幅下降，大多数地区草原鼠害由重度危害转为中度或轻度危害，草畜矛盾趋缓，草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遏制，严重退化草地生态恢复明显。通过实施封山（沙）育林、人工造林、现有林管护和中幼林抚育等措施，促进三江源地区森林覆盖率由4.8%提高到7.43%，各树种郁闭度呈正增长趋势，工程区灌木林平均盖度增加0.21%，平均高度增加0.82厘米，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生态效益逐渐释放。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提高到47%，沙化扩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流沙侵害公路等现象得到缓解。
三江源地区水域占比由4.89%增加到5.70%，封禁治理湿地137.4万亩，湿地监测站点植被盖度增长了4.67%，样地生物量呈增长趋势，变幅介于2.32～22.80g/㎡。年平均出境水量比2005-2012年均出境水量年均增加59.67亿立方米，地表水环境质量为优，监测断面水质在Ⅱ类以上，27个城镇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均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主要城镇环境空气质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一级标准；土壤环境质量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一、二级标准。通过采取围栏、设立封育警示牌等措施，减少了人为干扰，湿地面积显著增加，植被盖度逐步提高，湿地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保护，湿地功能逐步增强。藏羚、普氏原羚、黑颈鹤等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增加，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
生态监测网络基本建立，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
通过实施生态监测和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工程，整合先进监测手段，运用通讯传输和信息化技术，实现了三江源地区环境、生态、资源等各类数据的高密度、多要素、全天候、全自动采集，形成了以“3S”技术为支撑、遥感监测与地面监测相结合的三江源综合试验区区域生态监测体系和监测技术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评估体系和数据集成共享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框架初步建立，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推进
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各项部署，在重大政策和体制机制上加强示范、积极试点，开展了三江源生态资产和服务价值核算、绿色绩效考评、监测预警评估机制建设、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等试点，改革成效明显。尤其是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公益林补偿、生态移民补助、湿地生态补助、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等工程和政策，初步建立了三江源地区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的生态补偿体系，生态补偿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生态保护红利持续释放，农牧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通过生态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能源建设、技能培训以及退牧还草、草原森林有害生物防控、退化草地治理、水土保持等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三江源地区生态优势正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生态红利溢出效应日益明显。一方面绿色生态创造经济效益。如海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试验区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有机畜产品生产基地，生态旅游方面，三江源地区实现旅游总收入79.48亿元，年均增速20.75%。另一方面，通过全面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和各类生态保护政策，设立草原生态公益管护岗位，拓宽了农牧民就业渠道，促进当地农牧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7300元，农牧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生态保护意识显著增强，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实施，进一步加深了项目区广大干部群众对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各级领导干部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进一步增强，当地群众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转变，“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由原来的“要我保护”转变为“我要保护”，自觉参与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高涨，为持续深入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生态治理模式逐步成熟，示范作用日益凸显
三江源地区通过边实践、边完善、边提高、边推进，在科学规划、综合协调、管理机制、资源整合、科技支撑等方面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探索形成了黑土滩综合治理、牧草补播及草种组合搭配技术、“杨树深栽”技术、“拉格日模式”等一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可操作的模式和技术，为全面推进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祁连山脉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为新时代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提供了好的做法和经验。
三江源地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是亚洲、北半球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重要启动区，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为加强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加快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2005年以来，我国先后启动实施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和《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推进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近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有关方面开展了二期工程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工作。评估结果显示，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生态建设工程区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生态保护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
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生态服务功能进一步凸显
通过退牧还草、禁牧封育、草畜平衡管理、黑土滩治理、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等措施，三江源地区草原植被盖度提高约2个百分点，实际载畜量减少到1599万羊单位，退化草地面积减少约2300平方公里，各类草地草层厚度、覆盖度和产草量呈上升趋势，草原鼠害危害面积大幅下降，大多数地区草原鼠害由重度危害转为中度或轻度危害，草畜矛盾趋缓，草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遏制，严重退化草地生态恢复明显。通过实施封山（沙）育林、人工造林、现有林管护和中幼林抚育等措施，促进三江源地区森林覆盖率由4.8%提高到7.43%，各树种郁闭度呈正增长趋势，工程区灌木林平均盖度增加0.21%，平均高度增加0.82厘米，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生态效益逐渐释放。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提高到47%，沙化扩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流沙侵害公路等现象得到缓解。
三江源地区水域占比由4.89%增加到5.70%，封禁治理湿地137.4万亩，湿地监测站点植被盖度增长了4.67%，样地生物量呈增长趋势，变幅介于2.32～22.80g/㎡。年平均出境水量比2005-2012年均出境水量年均增加59.67亿立方米，地表水环境质量为优，监测断面水质在Ⅱ类以上，27个城镇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均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主要城镇环境空气质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一级标准；土壤环境质量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一、二级标准。通过采取围栏、设立封育警示牌等措施，减少了人为干扰，湿地面积显著增加，植被盖度逐步提高，湿地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保护，湿地功能逐步增强。藏羚、普氏原羚、黑颈鹤等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增加，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
生态监测网络基本建立，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
通过实施生态监测和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工程，整合先进监测手段，运用通讯传输和信息化技术，实现了三江源地区环境、生态、资源等各类数据的高密度、多要素、全天候、全自动采集，形成了以“3S”技术为支撑、遥感监测与地面监测相结合的三江源综合试验区区域生态监测体系和监测技术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评估体系和数据集成共享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框架初步建立，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推进
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各项部署，在重大政策和体制机制上加强示范、积极试点，开展了三江源生态资产和服务价值核算、绿色绩效考评、监测预警评估机制建设、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等试点，改革成效明显。尤其是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公益林补偿、生态移民补助、湿地生态补助、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等工程和政策，初步建立了三江源地区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的生态补偿体系，生态补偿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生态保护红利持续释放，农牧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通过生态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能源建设、技能培训以及退牧还草、草原森林有害生物防控、退化草地治理、水土保持等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三江源地区生态优势正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生态红利溢出效应日益明显。一方面绿色生态创造经济效益。如海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试验区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有机畜产品生产基地，生态旅游方面，三江源地区实现旅游总收入79.48亿元，年均增速20.75%。另一方面，通过全面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和各类生态保护政策，设立草原生态公益管护岗位，拓宽了农牧民就业渠道，促进当地农牧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7300元，农牧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生态保护意识显著增强，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实施，进一步加深了项目区广大干部群众对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各级领导干部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进一步增强，当地群众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转变，“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由原来的“要我保护”转变为“我要保护”，自觉参与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高涨，为持续深入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生态治理模式逐步成熟，示范作用日益凸显
三江源地区通过边实践、边完善、边提高、边推进，在科学规划、综合协调、管理机制、资源整合、科技支撑等方面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探索形成了黑土滩综合治理、牧草补播及草种组合搭配技术、“杨树深栽”技术、“拉格日模式”等一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可操作的模式和技术，为全面推进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祁连山脉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为新时代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提供了好的做法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