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园博园，城市展园，地域文化，园林表达
1引言
园博会作为西方“花园节”（Garden Festival）的舶来品，以欧洲为甚，如以家庭花园展示、公共艺术展览为主的英国“切尔西花园展”（Chelsea Garden Show）。自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设城市展园以来，城市展园在我国各级各类园林、园艺、花卉、绿化等博览会展中广为应用，成为中国园林展的特色之一。城市展园丰富了园林博览的内容和类型，让创造具有市域文化特质的园林成为可能。武汉园博园占地213公顷，以集锦式组织城市园、国际园、黄鹤楼创意园、众乐园、大师园、主题园和其他展园。82个城市展园，为历届中国园林国际博览会城市展园数量之最。
2 地域文化与主题类型
2.1城市展园主题类型
主题是来自题材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主要的材料。题材也是设计总的素材，一般是客观存在的[1]。根据82个城市展园的造园立意和市域文化特质，其主题涵盖“景”、“物”、“人”、“事”和“城市精神”5类。
“景”主要源自大地风物、风景名胜等，例如以云冈石窟为题的大同园，以惠州十景为题的惠州园。以“景”为题的展园多达32个，表明地域大地风景与展园创作密切相关。其次是以“物”为题，指代地域特有或具有较高价值的物品，如自贡园盐主题、兰州园兰州水车和黄河彩陶主题等。“事”囊括了地域情景的再现和历史典故、事件，如以海上丝绸之路为题的宁波园，昭君出塞为题的呼和浩特园等。“人”是对特定人物的园林创作，在此次展园中较少选用，分别为以济公为题的台州园和以苏颂为题的厦门园。“城市精神”指代城市精神追求和文化特色的主题。如常德园以“善德文化”为题，台湾园以两岸同心同德为题等。
2.2 主题类型选择与地域文化的关联
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形态决定了不同地域地脉系统和文脉系统的千差万别。武汉园博园82展园的地域文化分属于西部游牧文化区和东部农业文化区 [2]。西部游牧文化区包含3个副区，且每个副区仅有1个展园。后者包含16个文化亚区或副区，79个展园，其中荆湘文化副区展园多达20个。
通过分析各展园主题选择与文化地理区划关系，“景”类主题在各文化地理分区中选择最为集中。其中西部游牧文化区下涵盖的青藏、内蒙与北疆副区的三个展园均选择以“景”为题。究其原因，西部自然形胜优渥，大地风景壮丽，适宜以“景”为题，模山范水。在东部农业文化区中，“景”类主题的选择也最多，各城市普遍存有所谓的“八景”或“十景”， 以“景”为题在内容和形式上容易获取。与“景”相似的是，以“事”和“人”为题，均以各地独有的历史事件或历史名人为园林创作对象，也是对于地域文化的直观反映。
以“物”为题的城市展园主要集中在西南少数民族农业、黄土高原、巴蜀和台湾海峡两岸文化区。这些区域赋有特色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孕育着能指代地域文化，具有较高价值的“物”。如南宁以“锦”为题，妙想着其少数民族典型的生活境域。
“城市精神”为题的城市有两点考量，其一突出城市建设新变化，例如上海园“360度花园”，彰显上海的技术实力，绵阳园以“科技绵阳”题，体现重建后的绵阳风景；其二部分城市建市时间短，缺少历史底蕴，选择塑造“口号”导入市域文化。如深圳以“融合”为题，强调“来了都是深圳人”的城市精神。
3 主题类型与表达手法
根据不同的主题类型，选择恰当的园林表达手法，能实现对于地域文化的转译。按照表达的形式与内容的差异，分为符号转译、叙事转译、隐喻转译。从各自地域文化的特质出发，从显性到隐性不同程度的表达。
3.1 符号转译
符号转译是直接利用原有形态,通过复制、抽象、转化原有的存在方式。在达到尽可能保留原有的结构和形态目的的同时，巧妙运用要素，使其拥有新的形式或功能[3]。以此为载体的园林作品类型丰富多样，囊括了局部造景层面到宏观场所层面的写仿。
园博园有54个城市展园选择采用符号转译的手法以体现地域文化特质。对“景”的原型写仿，主要通过对风景地标的复制和列锦；自然与园林风貌的模拟与抽象、不同风景要素的保留与整合。以杭州园为例，其选择西湖十景之“三潭印月”为核心意境，将其主要景素提炼。现有景点中“三潭印月”构成经典的湖上园林景致，“我心相印”是对于原有西湖景色的再现；而间植桃柳的“桃柳花堤”是对于原有景色的抽象与转型；作为清代西湖十八景的“鱼沼秋蓉”，与西湖十景的组合则体现了不同风景要素的保留与整合；“竹径通幽”、“四季花事”则从植物配置上体现西湖地域特质。
以“景”为题的展园最倾向于使用符号转译实现地域文化表达。究其因，一是以“景”作为构思立意的城市，多有名景名胜，摹写对象丰富；二是能显性的强调转译主客体间的内在依存，是直接而有效的造景手段；三是对于地域符号的提取流程相对比较容易实现。
3.2 叙事转译
叙事转译试图通过对诸多景素的组织将特定的事件序列纳入到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空间)语言结构中，以传达某种人文的意蕴，从而获得有意味的园林空间；同时也试图建立起空间体验者与空间本身之间的联系[4]，以此载体的园林作品类型表现主题趋同，多以事件或典故作为时间节点，在形式上采取顺叙、倒叙、插叙等手法，在空间内容上采用旷奥变化，强化其空间序列的故事性。
武汉园博园共有20个城市展园使用叙事转译的手法表达地域场所精神。“景”的叙事主要以自然风貌与游线的结合，如荆门园以“荆门乃荆山之门，汉水乃楚水之脉”这一特殊的地形地貌的为线索，根据山水形胜组织游线。“事”是最宜进行叙事转译的主题类型，其以地域情景再现和历史典故、历史事件为索引，在营造空间序列的同时传达人文意蕴。以“江山如画，名士遗风”为主题的黄冈园，依苏东坡黄州所创作“一词二赋”， 通过其描绘景色，衔接园内六景，由入口进“江山如画”，过“听风水榭”，至“乱石阵”，经“二赋堂”，到“月印赤壁”浮雕墙，最后来到“酹江亭”，将东坡抒发感慨之情与之产生的意境作为设计主线。
相较于符号转译，“景”主题类型比重下降，“事”主题比重显著增加。其原因可推测，第一：相较于符号转译，叙事转译不是对于单体符号记忆的着墨，而是强调路线组织，空间收放带来的整体感观；第二：“事”主题类型是基于时空间的立意，是对于地域情景的再现和历史典故、历史事件的历时性感知，其与叙事转译的表达高度一致。
3.3 隐喻转译
隐喻转译是对主题内蕴的一种深层挖掘，通常借助具有某种情感语言的物质属性或人们赋予景观的不同文化场所的精神内容和性格,激起人们联想的中枢,使希望表达的概念具有直观效果,易于理解,从而使人们能够与场所的精神进行对话和达到共鸣[3]。
园博园8个城市展园选择采用隐喻转译的手法以体现地域文化。由于隐喻的灵活与生动，其较多的应用于“城市精神”的表达中。首先，是通过对品格精神的具象化，如南通园中以水流与钢铁的3个互动过程，隐喻“铁军精神”坚贞不渝，百折不挠；其次，是才德比山水的情景化，如常德园中，用地形的绵延与植物的苍翠来赞美山的崇高，用水的形态来歌颂水的品德，禅意空间更是对高士善卷的讴歌；最后，是主题的抽象形态化，如深圳园以“融合”为题，将人的融合、自然与人工建设的融合、深圳海洋文化与武汉江城文化的融合柔化入园林的形态中，辅以不同材料的间隔使用与水位的变化，使得游人产生共鸣。“事”、“物”两类主题主要是通过符号转译的强调，叙事转译的组织表现，突出城市展园的深层特点，如昆明园以滇中三甲：“山茶”“梅花”“紫薇”为主题，以昆明市花“山茶”、武汉市花“梅花”、共同的绿化特色“紫薇”，打造三个空间，以墙体镂空、水景倒影等反复强调春城飞“花”的主题，突出春城宜居气候。
园博园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隐喻转译的方式——隐喻地方展园与主办城市的关联。共有5处城市展园，如前文提到的昆明园；哈尔滨园通过共有的“鹤文化”体现城市关联；北京园通过“汉调入京”体现城市关联等。
以“城市精神”类主题展园最倾向于使用隐喻转译实现地域文化表达。其原因可以推测，第一，“城市精神”的塑造可以提升城市形象，通过多种表达方式，提升游客对于城市的印象；第二，隐喻转译胜在意会，展示内容与展示方式都更加丰富；第三，以“城市精神”为主题的城市，多以城市精神品德角度出发，单一的转译手法不能实现其目的。
4 总结
园博园距今已举办十届，一方面展园仍以直白的文化拼贴方式为主，设计逻辑难以深入思考地域文化的外化表达，更无法在反应文化内涵的条件下塑造场所精神。另一方面游赏者热衷于体验“快餐式景观”，缺少对于园林作品的深层次解读。符号、叙事、隐喻三类转译方式分层递进，文脉提炼由显性到隐性，以主题类型作为衔接地域文化和表达手法的桥梁，实现地域文脉特质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