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初，英国首相卡梅伦庞大的访华随行代表团中，阿特金斯董事长AllanCook并不是最受关注。
从北京到成都，虽然只有短短3天，但这并不妨碍Allan Cook对中国的判断。他在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城镇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预计在未来20年中，有近3亿人口转移到城市，其中蕴藏着无穷的机遇。”
过去几年，阿特金斯在中国参与了800多余项城市规划项目。中国业务占集团业务的比重是5%-7%。其中一个重大项目是帮助中国制定“生态城市低碳发展指南”。5月28日，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共同发布了《低碳生态城市规划方法》。
中国建筑(601668,股吧)设计研究院原副总建筑师、亚洲人居环境协会副主席开彦观察到，中国有100多个城市向住建部申报生态城市试点。“有真正的生态城吗？”
雄心与现实
在2004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第二届联合国世界城市论坛上，上海代表在发言中首次提到崇明东滩生态城的构想，后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这是中国的政府部门首次计划建设类似的生态城，号称世界上首个可持续发展城镇。
这座规划86平方公里、启动区12.5平方公里的“零碳”城，曾由中英两国最高首脑签署合作备忘录，上海市政府全资拥有的上实集团负责开发，担纲“鸟巢”、“水立方”等项目设计的英国奥雅纳公司负责整体规划。
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2008年1月在出席东滩生态城签约仪式上说：“人们通常都想不到领导世界开创生态城建设的两个国家会是中国和英国，这却正是我们今天所宣布的。”他表示，通过东滩生态城项目，英国将对华转让环保技术，“我们希望这个技术能够影响到东滩之外的领域，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
但由于土地和资金问题，东滩生态城进展十分缓慢。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业内人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评价说，不管建设生态城的意义何在，从市场角度看，东滩生态城是失败的。“没有几个开发商愿意去。”他说。
和东滩生态城几乎同一时间启动的辽宁黄柏峪生态城，规划方向是为农村居民建立一个耗能低，污染少的居住环境。项目的主办方是非营利组织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但所造房子成本太高，价格太高，不符合农民的居住习惯。其他原因还包括资金来源不足，无论中方和美方都没有对这一项目进行合适的监督和管理，故此，该生态城亦不能称作成功。
2007年启动的廊坊万庄生态城已经夭折。还有一些生态城，经过高调的签约仪式后，随即隐匿在公众视线外。北京的门头沟区曾分别和瑞士、芬兰两国合作建设中瑞生态谷和中芬生态谷。中瑞生态谷主要包括瑞士主题公园、酒店、生态居所、旅游学校、文化旅游等多个项目，中方建设企业是京煤集团。中芬生态谷主要包括生态旅游、商务服务等综合利用开发。门头沟政府官方网站显示，中瑞生态谷和中芬生态谷的进展均处于已完成编制概念规划，总规划正在编制中。网站上关于两个项目动态的最后更新日期是2011年6月30日。
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建设的天津中新生态城，是所有生态城中进展最快的一个，现已初具城市雏形。开彦曾不止一次去中新生态城参观过。但他认为，中新生态城的状况并不理想。一座规划35万人口的城市，截至2013年底常住人口不足万人。开彦认为，中新生态城有许多技术规范在实际操作中已经走样。
缺乏检讨的城市建设
在阿特金斯低碳和可持续部门董事Mark Hewlett看来，中国政府日益加强对低碳生态发展的重视，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契机。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跳跃式”的转型，避免了欧洲和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在城市化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Mark Hewlett认为，中国有巨大的潜力去引领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新的城市化模式，达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经得起考验的前瞻城市。但更了解中国现实的中国建筑规划业内人士表示，生态城建设，从理念到机制都是障碍。
“很多都是在炒作概念。”北京市规委原副总建筑师谢远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他认为，生态城在环境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污水治理、垃圾无害化、空气污染，区域内能量的自循环。
原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副总工程师孙克放用“热闹开场，冷清关门”来形容搞运动式的生态城市建设。“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花了这么多钱去搞绿色建筑、生态城市。”孙克放说，但从上而下的推动，效果差强人意。从政府到市场，实践断了层。
孙克放以雨水收集系统为例，许多自称是绿色建筑的项目有此装置，但实际上并没有使用。这恰如当下存在的普遍现象：绿色建筑在设计阶段获得了高星级评价，到运营阶段，由于缺乏有效的运营能力和真实的运行数据，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绿色目标。
在开彦看来，生态城被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绿色建筑，与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精神相悖。他同时担心，人才缺失。但他认为，中国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生态城是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只能借鉴国际经验。但在组织、执行、监理环节都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的生态城建设很难达到设想。
“中国能够允许吸取国际上的最佳经验，经过修改使其适应中国独特的国情和情况，以便在中国投入使用。例如《低碳生态城市规划方法》就是如此。”Mark Hewlett说。但孙克放固执地认为，“你不能说方向是不好的，但中国的城市建设缺乏自我检讨精神。”
比起忧心忡忡的建筑师们，市场人士的看法更为平和。“没有对错，在政绩观、招商引资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只是用了不同的名目来包装新城规划。”易居中国执行总裁丁祖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一轮生态城热潮退场之后，新一轮智慧城市的建设浪潮汹涌而至。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主任张新红年初在一个会议透露，国内目前已有超过300个城市提出要发展智慧城市。开彦认为，比起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的要求更高。不管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流风所及，一些城市在制定远景目标时，不忘在“生态”的前面加上新的形容词“智慧”。
在一些生态城市夭折以后，有一些地方政府坚持了下来。长沙梅溪湖新区正在努力打造一座生态城市，这也是阿特金斯牵头撰写的《低碳生态城市规划方法》的试点城市。
市场行为和理想的生态城理念正在激烈博弈中。它们注定成为少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