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吸引更广大的公众都来参与反渎职，检察机关或者“重大责任事故办公室”，才能打破由行政部门主导甚至垄断事故调查信息。
重大责任事故与渎职犯罪总是如影随形，但重大责任事故频发，背后的渎职犯罪不一定全被追究。近日，最高检察院再次强调，已设立“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办公室”，对国内发生的重大生产事故、交通事故等进行专门调查。
渎职罪案侦查，过去有总结存在“三大难”(发现难、立案难、查处难)。而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网民对重大责任事故的“围观”，使得渎职罪案要想再沿袭过去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已变得越来越困难。
最高检察机关近日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各类事故所涉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4085件5484人，特别是2013年立案侦查685件1066人，同比分别上升61.94%和72.49%。毫无疑问，渎职罪案立案数的飙升，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
检察机关设立“重大责任事故调查机构”，就是有助发现渎职罪案的必要举措。在以往的重大责任事故调查中，我们常见行政部门在主导调查，即便调查组邀请检方参加，检察机关也往往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
这种常态化的行政调查主导模式，客观上妨碍了渎职罪案的查处。因为渎职者常常就潜伏在与重大责任事故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中。我们无法期待主导责任调查的行政官员会将他们的同僚，甚至将他们自己拱手交出。这就像命案的侦破，不能期待杀人犯会主动自投法网一样。
渎职罪案“发现难、立案难、查处难”等顽症之所以难除，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有些行政部门主导甚至垄断事故调查信息，渎职官员究竟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也就在信息的封闭中被遮掩过去。所以成立一个专门的“重大责任事故办公室”，有助于发现问题，同时吸引更广大的公众都来参与反渎职。
还需注意的是，侦查权与司法权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司法以被动和消极为美德，而侦查则是一项主动的权能。只要哪儿发生了罪案或发生了可能隐含涉嫌渎职的情形，侦查部门就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独立调查。司法调查与行政调查可并行不悖。即便是两者有冲突，行政调查也应让位于司法调查。包括主动邀请中立的第三方专家介入调查，都应成渎职罪案的侦查选项。
民心可用。这从每次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民众的反应就可窥见一二。这种民心所向，也就是对检察机关侦办此类案件最大的支持。问题也许在于，检察机关应如何正视并运用这种民众的支持，更好地将“重大责任事故司法调查”运行好，并最终让民众在每一宗渎职罪案中也看到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