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深化改革，如何健康地转移农村富余人口、完成健康的城镇化便成为政府官员面前的大难题，户籍政策和福利制度便是其中不可跨越的两大难题。多位博鳌参会者昨日表示，城镇化的共生性与包容性非常重要，健康的城镇化需要各方统筹、全面合作，并且千万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得所谓的高城镇化，否则随之而来的“城市病”将成为百姓的噩梦。
10日下午，2014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人的城镇化”在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美国洛杉矶郡监事会委员、都市交通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安东诺维奇（Michael Antonovich），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彭博有限合伙企业总裁董德融（Daniel Doctoroff），印度计划委员会委员阿伦·麦拉（Arun Maira），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港铁首席执行官韦达诚（Jay Walder），海南省副省长王路参加了讨论。论坛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芮成钢主持。
印度计划委员会委员阿伦·麦拉表示，在城市的发展当中，城镇化当中的共生性和包容性十分重要，比如城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工作挣钱，参与到GDP的贡献中，而这种机会令城市之间人员的流动性加强。但他强调，如果大量的人来到城市，城市如果没准备好，就会产生问题。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全面的决策过程。
“不光在中国是一个挑战，在我们国家也是有这样的挑战，我们已经有人参与到了决策性的过程，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只有赋予人这样的权利，他们才能够去参与城市的发展规划。”他说。
他强调，关注城市的规划和设计，以及决策过程，可以使得生产的速度更加高效、更快，而且是有的放矢的。“必须要让人们认识到人、共有部门和私有部门这三个P获得项目的成功”
港铁首席执行官韦达诚称，城市化中国的路径是已经制订出来的。在“十二五”当中已经有了。在城镇当中，他表示，大量交通系统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在中国是这样的。36个城市到2020年都会有地铁的，中国地铁也在高速发展。在15、16年前是2条地铁线，2020年的时候北京的地铁线加起来是上千公里长了，而且地铁系统还在不断发展。
但他也表示，光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他表示，还需要两方面的工作才行：
第一点，土地的使用和交通系统整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够达成或交付人们所希望的生活质量。第二点，跟现在城镇化比较契合的，城市应该是成为城市群。
分论坛中，北京市副市长陈刚也与纽约市前副市长董德融进行了互动。两人就城市发展资金问题进行了讨论。董德融结合纽约市的实际发展，对北京乃至中国的城镇化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董德融表示，纽约现在还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成功的代价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困难能够找到一些相应的住房，尤其是有可以承受的价格。在这方面我们是希望找到一些额外的资金，能够来支持一些住房项目。他表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即将面临的问题。
“中国可能将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城镇化，这就是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有财政方面的问题。地方政府怎么能够找到一些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且慢慢会有房产税等等方式，这是非常主要的城市资金的来源，对于美国是这样的。”他说。
同时，董德融强调，还需要找到除了银行以外的融资渠道。比如说有市政债券，或者是这种类型的市场能够帮助地方政府更好的来融资，为这种类型的住房项目进行融资。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部分都是和财政稳定相关的，而且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财政稳定，这样才能够有更好的城镇化过程。”
董德融表示，一个城市必须关注很多方面，其中交通方面最为重要，他强调，北京对这方面应该还有更多的帮助。同时，城市密度也非常重要，纽约这方面已经做的话恩浩，但北京还需要注意。
“我想给北京的一个建议，要继续关注相应的方法，使它变得更加利于行人的行走，而且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活动空间，尤其是在路间等等，所以这一点很难做到。“
海南省副省长王路也在论坛中表示，人们之所以会去城市，就是因为城镇会提供诸多便利，以及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他强调，海南省现在就计划将整个省作为整体来规划，资源都集中在海口也受不了。实际上有很多海南的居民愿意住在小城镇，那里的环境更好。如果能处理好环境问，就不会所有人都想去大城市了。
麦拉表示，城镇化发展中，环境问题十分重要，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公私合营。北京的空气问题已经让政府开始重视，他表示，未来环境一定会得到改善。解决问题，还需要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确保基础设施发挥作用。董德融也认为，解决环境问题非一朝一夕，更需要各方面的参与。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表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主要是在技术方面，这个问题不能政治化、外交化，如果将这个问题政治化了，就是在推卸责任。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要来关心人，首先要关心健康，所以我觉得空气污染的问题可能是北京特别大的问题。北京市政府做的很好，已经竭尽全力了。”他说。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北京市是全国第一个通过立法来解决环境问题，为此也给北京进行了一系列“瘦身”。他表示，解决“城市病”的出录就在于区域共同发展，从空间规划的用城市群的办法来解决过度集聚、过度膨胀的问题。
“大城市无法快速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的潜力，只有把大城市的一部分职能分解到相应区域的中小城市，人们就近城市化是城市化最低的成本的最佳选择。”
他表示，北京对于京津冀的考虑，不能考虑一个城市的角度，要在更广泛的区域里的一些功能进行疏解，要合理的规划分布。使得人们不一定全部进到北京城里面来，但是要享受到与北京一样的公共服务和工作机会。当然在交通和其他的设计方面，包括互联网都为城市区域化提供了一个体系，这是一个新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