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一定要存有敬畏之心。要尊重市场规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众参与，扩大市场的作用， 公私合作，共建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
城镇化率一定会提高
城镇化和工业化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二者相辅相成。“工业化率”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城镇化率”是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当下的现状是“工业化超前，城镇化落后”。
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当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3%，同年的工业化指数是多少呢？46.8%。乍一看，这两个数字吻合得很好，比照全球平均水平，就会发现问题，全球平均工业化率只有大约26%。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代表工业化率对城镇化率的提升能力，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还很明显。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镇化率为50.9%，而工业化率不过26.1%，二者之间的比值是1.95，中国“两率”的比值是1.09。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区别更为显著，2010年，美国的“两率”比为4.1，即城镇化率高达工业化率的4.1倍。
同年同一比值，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镇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两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
我们的城镇化率大致相当美国1920年代的水平，日本1940年代的水平。统计数据代表了空间布局的未来趋势：我们一定会往城镇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城镇化滞后，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体制不允许人们自由地迁徙，遏止了城镇化这个潜在趋势。现在，这一趋势挡不住了。过去30多年的改革，通过人口流动激活了社会。现在，一到春节，有大约22亿人次跑在路上，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没听说过的故事。再过30年，中国人还会这样“兵荒马乱”似的跑来跑去吗？
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几个特大城市，接纳了大概45%的流动人口，造成各方面的资源都很紧张，但是挡又挡不住，人口还是朝着这个方向流动；另一方面呢，很多三四线城市修了宽阔的马路，兴建各种地标式建筑，造了很多开发区，但是又没有人去。
现在很多人都说小城镇好，风景优美、空气清新，鼓励大家去小城镇，但是，说这个话的人住在哪儿？几乎都居住在大城市，自己都不肯去，这很说明问题。
我认为，讨论城镇化一定要尊重里面的客观规律，它既不以官员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学者、企业的意志为转移，一定要存有敬畏之心。
谁也没能耐把人圈起来
城镇化有很多维度，其中一个维度是物理外观上的，就是国土上冒出了更多的城市，冒出了更多的地标性建筑，冒出了更多高楼大厦，需要有更密集的基础设施支撑民众高密度的经济活动，生活和生产。这是外在的维度。
还有一个内在维度更重要，它是人的社会权利城镇化。城镇化是什么，是普通人对经济收入较高的机会做反映，为什么人们总的趋势是往城市走呢？因为聚到一起，需求集中以后，分工程度可以提高，收入水平可以提高，这是城市的诱惑力所在。
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冲破原有体制对社会成员权利的障碍，允许人流动，允许人迁徙，可以在这里工作，也可以到那里工作，允许企业总部放在这里也行，放那里也行，这个自由越大，城镇化的程度就越高。
城镇化在本质上是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函数。正因为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发展，才显示积聚效果，才有城市文明，才有城市形态的物理外观。但是对于追赶型的后发国家的城市化而言，很容易倒因为果，把城市化的物理外观当作根本，以为占农地、盖大楼、上项目就是城镇化。至于自由及其权利的发育，反而被放到一边去了。
我们不妨重温工业化的经验，看看可以得到什么教益。工业化的物理外观，看在后发国家眼里格外耀眼。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工业化阶段，就是政府把资源集中起来抓工业化， 抓钢铁。 “大跃进”其实就是冲着炼钢去的。出发点没有错吧？结果事与愿违。
问题在哪里呢？炼钢要好多要素的供给。在经济里好好用钢，与更多的因素相连，有无数的比例关系要协调。以行政力量“以钢为纲”，以为抓住了钢，其他自动带上来，其实做不到。用行政命令协调其间无数复杂的比例关系，信息成本太高，微观激励严重不足。“大跃进”的失败，从根本上就败在这个地方。
国家工业化后来又搞了多少规划和布局？成功的也有，两弹一星、国防建设是起来了。但整体而言，资源的动员强度很大，利用效率不高。几十年下来，老百姓得到的实惠比较少，国内市场也没有真正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