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的中国式植树护林

　　如果你曾经参与义务植树，可能非但未能改善环境，反而为生态埋下了一颗危机的种子。但少有人知道，不科学地植树，不仅于环境无益，还可能导致生态灾难。而保护天然林，亦是如此。今年植树节，民间公益组织“自然大学”向中国式植树发起挑战，呼吁人们更多地护树，而不是盲目植树。

　　5年多来，环保人士冯永锋一直坚持发出这样的声音：国人植树存在严重误区，且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冯永锋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内某报的资深记者。2008年，他写了一本书，名为《没有大树的国家》。

　　这是一本报告文学，涉及到福建、江西、云南、北京等省市与树木有关的若干故事。它们共同勾勒出一幅可怕图景——中国天然林覆盖面积不断下降；盲目地植树造林适得其反；生态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然而，尽管此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不少环保人士的重视，但冯永锋所担忧的“中国式植树”却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坐上火箭”的盲目植树

　　2011年6月，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颁布的“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援引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称，中国人工林面积为6169万公顷，规模和发展速度均居世界第一。

　　这一数字还将继续膨胀。

　　2011年至2015年各地“造林绿化规划主要指标”，亦在前述纲要之中。其中，内蒙古、湖南、新疆位列造林任务前三甲，分别为382万公顷、200万公顷、199万公顷。

　　而民间自发的植树活动，同样热情高涨。

　　今年3月12日，中国第34个植树节尚未到来，多地已掀起了一阵“绿色浪潮”。

　　记者在“中国绿化网”上看到，河南、四川等多省市的义务植树活动已经展开。在浙江省嘉善县，一天之内就在沪杭“两高”(高铁、高速公路)森林通道，植下1200余株香樟。

　　无论是在政府蓝图上，还是民众的意识中，植树都有诸多益处。尤其是在空气和水的质量令人担忧的当下，植树造林似乎更有“亡羊补牢”之感。

　　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延续以往的植树方式，可能会导致更大而且难以挽回的损失。

　　3月5日，冯永锋一手创立的民间公益组织“自然大学”下属的草木学院，向传统的植树节发起了再一次的挑战。

　　“当我们扛着工具，带着树苗去挖坑植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种下的树，是不是只是一种树？是不是本地树？这些树植下去，有没有人养护？存活率有多高？产生的生态价值有多高？甚至，在我们植树的地方，原来是不是有树，只是被当做杂木或者荒地被清理掉了，以换上‘纯良’的树种……”

　　被草木学院贴在微博上的一连串问题，正是冯永锋希望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拒绝盲目植树，同时，保护大树与天然植被。

　　在冯永锋的影响下，自然大学成立后，并未发起任何植树活动。杨恒是草木学院的负责人之一。在园林专业出身的她看来，首先从对待植物的态度上，中国就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

　　一次植物鉴定的活动中，密歇根州立大学园林学院的教授看到杨恒的同学随手采下植物的茎叶，不高兴地称其为“killer(杀手)”。

　　“我们希望在植树节，发起护树活动。这也是让人们学会尊重生命。而不是拿树木单纯地当工具使用。”她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帮倒忙”的植树运动

　　护树的建议来自于自然大学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的发现。

　　正如冯永锋在《没有大树的国家》中提到的，尽管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持续上升，生态效益却持续下降。表面上，中国有了更多“森林”，但“森林”却包含了不少单一树种的纯林，后者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自然大学志愿者在河南等地调查后发现，城市绿化工程正对古树的生存构成威胁。

　　虽然早在2009年，国家林业局就明文禁止古树名木移栽进城，但仍不时有此现象发生。自然大学成员彭保红无奈找了个“笨方法”解决问题：“我也不懂得怎么样去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反正一发现问题，我就打110举报，然后不断发微博。”

　　内蒙古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生态学家刘书润对自然大学提出的“理性植树”表示认同。

　　刘书润师从中国著名生态学家李博。上世纪70年代，一次李博从西北开会归来，对学生们说：“种树不见得多就是好。”

　　当地老百姓私下告诉李博，正是因为大面积的植树运动，导致地下水下降，人们喝水都成了问题，更别说要给树浇水。

　　没过几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家黄秉维一篇名为《正确地估计森林的作用》的文章发表在《地理知识》杂志上。

　　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少人致信提出了反对意见。但黄秉维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森林并不是万能的；植树造林，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也可能使水文等方面出现不利因素。

　　敢于叫板成见的人终究是少数。30多年后，李博、黄秉维两位科学家生命已逝，中国式植树却仍然延续了下来。

　　每年植树节前后，刘书润见多了浩浩荡荡的“植树大军”向内蒙古挺进。其中，既有政府工作人员，也不乏怀有良好意愿的民众。甚至，很多来自日本、韩国的植树者也出现在那里。他们大多是忧心中国的沙尘暴席卷至自己的国家，所以千里迢迢而来。

　　去年，刘书润看到一位企业家买了片草场，专门种树。这让他哭笑不得：“这本来就是长草的地方，为什么非要种上树呢？”

　　很多牧民向刘书润抱怨，因为种树，他们失去了放牧的场所。很多林地，都被圈了起来，根本不让牲口进去。

　　有的林场，树已经种满了。可一到植树节，又有人要来植树。“没地了，怎么办呢？就把之前种上的树挖了。给前来植树的人腾出地方。”刘书润说。

　　纯林“侵略”天然植被

　　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包括冯永锋在内自然大学的志愿者都有亲历或耳闻。

　　多年前，冯永锋曾到北京近郊的植树基地种树。他发现，山杏、荆条等本地树种都被砍倒，“为植树让路”。

　　“以生态的名义破坏生态。”这是最可怕的，冯永锋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刘书润看来，目前中国植树造林至少存在这样两个误区：天然无林的地方都应该种上树；种树只种单一树种，“农业化造林”。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北京郊区，已经没有一块天然林地。

　　刘书润曾在山西实地考察，发现人工种植的刺槐林下，土壤变成了白色。林子里静悄悄的，既没有蛐蛐声，也没有鸟叫。而在并无高大乔木的荒山，反倒生长着不少草本植物，其中很多都是常用药材。

　　“现在很多人都说绿色好。但我们的地球，实际上是彩色的。经历亿万年形成的戈壁、沙漠，包括一些人眼中的‘荒山野地’，其实都有其生态价值。”刘书润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刘书润认为，就像多姿多彩的地理形态一样，植树选用单一树种也不科学。“绿化不应该只有树木，还应该包括草、灌木等。”

　　但实际上，他所见到的植树，却往往是“不论环境，有树就种”。“本应生长在大兴安岭北部地区的樟子松，却被大量移栽到鄂尔多斯，结果死了很多。”

　　而与南迁的樟子松相比，杨树是大规模植树中更受欢迎的树种。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国家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研究中心特聘专家罗菊春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中国造林在树种挑选上，呈现“北杨南杉”的局面。即，北方(尤其是缺水的西北地区)大面积种植杨树，而南方则种杉树。

　　罗菊春以前者举例：杨树生长迅速，耗水量大，如果没种对地方，很可能非但不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反倒成了荒漠里的“抽水机”。

　　此外，单一树种的纯林，极容易因生态失衡而遭遇灭顶之灾。罗菊春回忆，上世纪90年代，呼和浩特往西，经宁夏、甘肃的大片杨树林，就曾因为天牛灾害，出现大面积死亡。不少大树“一踹就断”。

　　据刘书润介绍，森林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不仅包括地面上的树木、灌木、草等植被，还包括地下的土壤动物、微生物等。这一切，相互制约，形成平衡。

　　也因此，人工造林与天然林也并不是一回事。国际上，并不提倡人工林。在森林覆盖率公认很高的日本，也有一些森林是天然林与人工林的混合林。“这一点，让日本人觉得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