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颁布30多年来，各地纷纷制定了配套的《条例》、《细则》，但《条例》、《细则》对履行义务形式的规定五花八门，特别是一些植树数量和收取绿化费的规定，引起广泛热议，认为涉嫌创收、乱收费。（1月4日《中国青年报》）
扫描各地关于义务植树的规定，其乱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履行义务的形式乱，直接植树算，缴纳绿化费算，记者写义务植树报道算，科学家做与植树相关的研究也算……各地的认定方式也是各说各话；二是义务植树的数量各异，有的要求至少植一棵，有的要求3-5棵，有的甚至与汽车排量挂钩，湖南省郴州市就要求“排气量1.8升以下植树3亩、1.8升至2.5升植树4亩、2.5升以上植树5亩”；三是缴纳的绿化费不仅各地的标准不一致，郑州25元、沈阳20元、南京13元、武汉12元、广州10元、重庆10元……而且说法也各异，有的说是“以资代劳”，有的说是“树苗价格”，有的说是“罚款”，等等；四是各地义务植树的成效是一笔糊涂账，绿化费的管理、用途、监督也都是糊涂账。
义务植树作为一项全民法定义务，除了法定性、强制性、相对性的特征之外，最显著的特征，就应该是统一性，在法律适用的范围之内，法律适用的对象都应该遵守，承担的义务是统一无差别的，没有承担义务所负的法律责任也是统一无差别的。然而，各地对落实植树“义务”的规定五花八门，导致“全民无差别的法定义务”变成了有差别的“义务”，而且这一“义务”被各种不同目的随意发挥，甚至成了“创收”的载体，其结果不是强化了公民义务植树的自觉，不是彰显了义务植树的实际效果，反而是引起了社会广泛质疑，消解了作为法定义务的权威性。
回到国务院的规定本身，最重要的规定是“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十一岁至六十岁，女十一岁至五十五岁，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各单位要将人数据实统计上报当地绿化委员会，作为分配具体任务的依据。”这一规定本身，实际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义务，一是公民应该尽到植树的义务，二是绿化委员会应该尽到分配具体任务的义务，分配具体任务就包括在哪里植树、植什么树、植多少树等，要确保公民履行义务植树的条件。但问题是，各地关于义务植树的规定，只重视了公民应该尽到植树的义务，而几乎都忽略了绿化委员会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公民、单位没履行义务植树的法律责任，不是公民、单位的原因，而是因为绿化委员会没尽到相应义务，责任怎能全部由公民、单位承担呢？
实际上，国务院的规定中，对于没有尽到义务的处罚是要求是“所在单位要进行批评教育，责令限期补栽，或者给予经济处罚。整个单位没有完成任务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并由当地绿化委员会收缴一定数额的绿化费。”也就是说，对个人来说，接受批评教育是首要的，限期补栽或者给予经济处罚可以选择；对单位来说，追究领导责任与收缴一定数额的绿化费是双重的。但问题是各地的规定，直接忽视了对公民的“批评教育”和对单位领导的“追究责任”，简单都变成了“缴费”。法定义务是不能用钱抵消的，如果钱能抵消法定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成了一句空话。各地用缴纳绿化费作为履行植树义务的形式，已经从根本上违背的法律本意。
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已经生效实施30多年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很多地方已经不符合当下形势了，这正是各地随意发挥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此，在考虑纠正各地不合理做法的同时，估计也要考虑修改完善《实施办法》本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