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远眺未来十年，城镇化将成既定的主导发展战略。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在启动城镇化这个有投资和消费两轮的高速列车后，如何与另一个重要的战略设想，即建设“美丽中国”相协调和兼容。“美丽中国”的概念相当于高速列车上的减震器，可以帮助列车开得既快又稳。人们一旦有了对既快又稳的列车的期望，未来的发展就不能偏离这个期望，这也就对未来的城镇化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表面上看，无论是从生产还是消费的方式来讲，城镇都远比乡村来得更加“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当一个农民离开乡村，成为城里人时，他所依赖的生态足迹将成倍激增。就此而言，未来十年的城镇化战略与其说是对中国二元社会经济形态本身的挑战，还不如说是对在生态环境约束条件下开展城镇化的挑战。
在前一个挑战，也就是城镇化方面，过去十年里我们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从村到乡，从乡到镇，从镇到城，再从城到市，最后从市到都市，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升级每天都在发生。结合中国的国情需要，即便是完全的城镇化复制也无可厚非，因为城镇化的确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克服发展过程二元结构的矛盾和问题。实际上，欧美的区域发展也是“复制”出来的，只不过，他们主要复制“反城市化”过程，而不是城市化过程，其本质都在于用最低的成本去克隆适用于本国本地的发展模式。
第二个挑战，也就是在更高的生态环境约束条件下进行城镇化，这是新情况，其背后意味着下一轮城镇化过程所面临的更高要求。有关这一点，有必要从城镇化的依靠力量说起。从传统意义上看，城镇化实际上是一种产出的结果，尤其是在初始阶段，需要大量成本和投入，谁来负担这些成本呢？
一般而言，城镇化无法离开工业化的生产和产出。这是因为，在城镇化之初，将村落联成片、建立乡镇，首要问题不是盖楼、造房子、造马路，而是就业，农民离开土地变成城里人，不能没有工作。靠谁来解决就业问题？可以是工业，也可以是服务业。在此，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工业部门抢得先机，因为它既可以满足就业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城市化后居民对于工业品的需求，同时还可以通过就业来提高居民收入，使他们成为有一定购买能力的城市居民。服务业的发展则无法同时具备上述功效，从而在城镇化起初阶段会滞后于工业部门的发展。
即便未来的城镇化过程实行农村土地确权，也只不过会提高城镇化的机会成本，不会改变城镇化有赖于工业化的基本逻辑。而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城镇范围内可发挥更重要的支撑作用。不过城镇发展仍需要工业化产品，此时工业化生产的区位发生了改变，即向外转移，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城镇化仍会显现出工业深化的总体特征。而工业化生产的结果，除了扶持城市发展外，另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消耗与高度依赖。
也就是说，城市化有赖于工业化，而工业化又有赖于“耗能增排”。而城市化一旦有了对工业化的依赖，便会衍生出工业化的商业模式、生活模式、交通模式等等。因而，依据传统的城市化进程，城镇化实与“节能减排”理念背道而驰，与“美丽中国”的建设诉求相去甚远。
庆幸的是，目前的情况已有所变化，在我们有了“美丽中国”的念想，有了节能减排的国策，有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更有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硬性指标后，未来的城镇化已经无法再走老路了，必须有一条新型的城镇化道路，那就是在摆脱对工业化高度依赖的背景下实现城镇化。
也就是说，新一轮城镇化的成败关键之处在于，城镇化如何与“美丽中国”相兼容。仅从可能性而言，在我们有了第一轮城镇化过程并高速提升经济实力之后，低工业化的整体城镇化道路的条件或许已经成熟。从操作层面上看，产业错位的城镇化经营是一条可行的途径。这是其一。
其二，从建设“美丽中国”的角度来看，城镇化过程中还有另一个故事，那就是集聚。将分散的生产和生活通过城镇集中起来，这个过程本身其实是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效应的，至少在相同的产出水平上，城镇化可以帮助我们“节能减排”。同时，集聚之后，可以为我们腾出更多空间，如果合理规划，那么这些空间便可成为“美丽中国”的重要源泉。
当然，要彻底实现城镇化与“美丽中国”的兼容，有必要预防的是，城镇化在初期表现为集聚性，而中后期则体现为扩张性，在一个又一个的升级之后使城镇变成庞然大物，重新吞噬掉先前腾出来的空间，即出现了所谓的“反弹效应”。若此，那么，未来十年的城镇化便是一个最大的发展陷阱。
但愿，“美丽中国”并非只是美好的愿景。（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