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因内涵丰富、矛盾错综成为各学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上海作为中国国内乃至世界上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更是受到中国与世界学者的钟爱，“上海学”如今已然成为一门显学，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因大量学者研究上海问题而被揶揄为“上海帮”，国内尤其是上海本土的学者更有倾一身之心血从事上海相关的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学界交流的频繁，跨国界合作、多学科视角、多领域对话的研究成为当今研究的热门。日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城市·空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和不同学科的与会代表，不仅对古今中外的城市做了深入剖析，也对当下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大尺度与小问题
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名字对了解上海学的人来说一定都不陌生，《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和《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为他精心打磨十年的代表之作，不仅奠定了他在上海学的地位，也凸显了他对史学的研究旨趣，即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大量西方新史家的理论解释框架，将原本为人所忽视的群体或者问题安置于一个大的学术框架中进行讨论，以得到一个不尽相同的解读。安克强关于《国共内战时期的上海工业》（“Shanghai Industries in theCivil War Period”）的报告亦然。该研究主要基于1947年关于上海工业的大型调查，这一调查是在上海战后经济出现复苏“高点”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然而政府同时又戏剧性地陷入到政治混乱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之中。研究主要从统计分析和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途径的两重角度入手，统计分析清晰地表明，战前和战争期间上海的工业有长足的进步，尽管纺织业仍占主导地位，但是整个产业结构有较显著的转变。GIS途径则更加直观地将不同类别的工业分布展现于世人面前，但工厂名称的变换、工厂地址的不明确以及华界地区缺少制图资料等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让研究充满挑战。
仅1947年，上海工业数据库的资料就含有9443个街道名称，6813个街道门牌号，2443个里弄名称，3066个工人数据，5694个工业资本数据。众所周知，因为上海的特殊原因，开埠之后上海为三方不同的势力所控制，因而道路的拓伸、名称的变革、门牌号等的混乱成为研究中定点的最大困难，《老上海百业指南道路机构厂商住宅分布图》此时就展示了巨大的研究价值，为工厂定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通过大量数据的统计，一些原本不为人所注意的问题逐渐浮现，如1947年的工厂和工人的统计标明，少于10个工人的工厂为1052个，占当时比重的34%，而10-49个工人的工厂有1124个，占总数的37%，拥有1万至2万工人的工厂仅有33个，2万到8万的只有27个，各占总数的1%。如此悬殊的差距，表明当时产业的发展即以小规模的作坊、工场（非工厂）为主的形势不言而喻，非一般著作所说当时经济发展迅猛等一语能概括出的。数据资料的翔实在此研究看来只是初步的工作，其后凝聚大量工作的GIS制图则更是把此研究的精度放大，如按资产总量的工厂分布图、按工人数量的工厂分布图以及各类工业分类，例如棉纺、丝绸、金属等门类的工厂分布图，清楚地勾勒了当时上海工业发展的图景，亦即杨树浦、闸北、南市等地不同的发展状态，以及原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不同发展水平。这样一个大尺度调查所梳理的数据用小问题的角度切入，展现了上海工业发展各方面的细部特征。
城市空间研究的拓展
城市研究伊始，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会集中在城市的物理空间或者可直观把握之处，然而随着研究尺度的转换，城市内部空间尤其是社会空间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者开始将视线转移到上海城市内部空间。
台湾东海大学建筑研究所郭奇正的《阶级作为城市文化与空间研究的切面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研究的新提案》，带来了全新研究视角。郭出身建筑学，但在本科学习阶段就对社会学、政治学有浓厚的兴趣，遂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个会建筑技术的人，更是能透过建筑本身而解读其内部深刻含义的人。报告从人们熟悉的上海新天地入手：“让昨天明天在当下的上海相遇”这一新天地的宣传口号成功引来世界的眼球，而“新天地模式”已然成为新的城市空间改造的模式或者说是典范，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旧城改造进程的加快，这一模式被搬到各个城市，一时之间全国涌现无数“新天地”。然而究其本质，“新天地”空间的改造利用是内城区住宅更新以及再开发的一种探索，是城市空间中的“缙绅化”的集中体现，原本的石库门里弄的居住空间被开发成积聚高档消费场所的商业空间，在原有建筑并未进行大规模翻建的情况下，同一场域里的使用者已全然不同，即所谓“谁负担得起，谁留下来（Whoaffordtopay,Whoafford tostay）”，而这就是“阶层化”概念的集中体现。
那么，作为新天地等空间消费者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又有怎样耐人寻味的故事呢？上海的中产阶级具有复杂的身世历程，他们在城市中浮现、崛起、隐身以及再次现身，经历了社会变迁的种种，而这一过程无不对应于宅地空间的生产与形式变迁。
最初，城市中产阶级受雇于人，非创业者或经营者，但因有专业技术，他们不同于初级产业者，而得以穿梭于高档的俱乐部会所，出入于城乡之间，游离在上层和下层之间。他们模仿上层阶级的居住、衣着和社交活动，来构建他们自己的阶级构想。随着上海开埠，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大，城市基础建设日益完善，公共交通的可达性提高，使得原本处于郊区之处的里弄住宅变成中产阶级自我安置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当时新式里弄的住宅即因拥有卫生间这一标志先进和卫生的设施而满足了中产阶级对于居住空间机能的想像以及对家居生活舒适的诉求，成为高档别墅住宅的“较为廉价的替代”，中产阶级的轮廓就在这样子一个特定的住宅空间的商品化过程中清晰起来。然而，上海带着严重的房荒问题进入了社会主义，城郊工人新村的社会主义营造，“合理设计，不合理使用”，空间的机能不再分化，原本应设在私密地带的厨房、卫生间或淋浴空间被设计在家门之外，成为共享的空间，这对于原本居住在棚户区的居民或者船户来说是居住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但是其中不乏原本拥有较为舒适宽敞的石库门住宅的中产阶级。他们或迁入到工人新村，或既有里弄住宅被别人见缝插针地使用，在那个谈“阶级”色变的时代，他们消失在社会之中。1978年改革开放改变了国家在住房问题“一肩扛”的局面，随着商品房的逐步兴起，空间的商品化透过空间的消费，在“缙绅化”的过程中使阶层关系重新营造出了这个城市中心公共空间的都市社群的文化面貌。“消费”取代了“分配”，新的城市中产阶级在商品化的过程中，将自我安置在自身付得起的空间中，继而形成了与自己身份相称的社会与空间。郭奇正对于上海中产阶级浮现历程以及宅地关系变迁的梳理，对我们理解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提供了将界定阶级身份作为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切面，丰富了对城市空间营造与社会过程的理解，为我们认识上海这个城市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窗口。
传统可否抛弃
随着西方研究范式的兴起、多学科讨论的涌现，我们可否抛弃传统，来重新塑造一个城市研究的模式呢？答案显而易见。
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孝聪《历史城市的考察与思考》充分展现了一个历史地理学者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报告中大量的考察照片结合报告者对史料的了如指掌，将一个个原本仅见诸于文字的城址鲜活地呈现在观众的眼前，凸显了城市研究尤其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文字资料的爬梳与实地考察必须结合的重要性。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胡同”与元大都的“坊”与“衚衕”》则运用传统舆地的音韵和训诂之法，探讨“胡同”之名的由来。经过一番审音勘同考证后，姚大力认为胡同来自蒙古语（qotun：浩屯/浩特）的音译，意谓“城市”，游牧民族数十上百定居农民的聚居点就可被看作为一座qotun。而在元大都城里，蒙古人所谓的qotun则应该为汉人观念中的“坊”。一个原先用来指称“城”的蒙古语词，在元代大都被转为指代居住区域内主要巷道的普通名词，这意味着我们原本以为在宋代开始瓦解的“坊市”制度在元代并没有完全分崩离析。循名责实之法不仅未为过气，反显学术张力。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鹤关于《当代上海是如何失去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的讨论,从上海和北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出版、文化艺术、高校和学术团体的数量对比着手，显示两者在分享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同时构成了全国的双元文化中心，然而解放之后，随着出版业的改造等诸多原因，上海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完全丧失，新闻出版单位骤减，高校数量也仅为地区水平，所谓海派艺术也不可同日而语。历史的事实既被清晰的梳理，现实的考量既已呈现，上海是否要重建文化的中心？目前各大出版社的回迁似乎已经开始行动，文化产业园区的构建也提上日程，这或许是上海对历史的回应和现实的考量。（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