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萌，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方向博士生，现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曾经在由广东美术馆主办的2009年广州摄影双年展上担任策展人并且着力推荐景观摄影。如今，景观摄影在中国大陆已经呈现“泛滥”的趋势，以“景观摄影”方式进行创作的摄影师群体不断扩大。对于当下这种摄影现象，蔡萌有什么样的看法?近期他接受了某媒体的采访。
摄影批评家蔡萌
记者：什么是景观摄影?
蔡萌：景观摄影(Landscape Photography)这个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30年代德国的新现实主义和60年代衍生出来的“杜塞尔多夫学派”，以及出现在六、七十年代美国摄影界的两个重要展览“当代摄影家：向着社会景观”和“新地形：人为改变的风景的照片”。在不断的总结和追问下，景观摄影逐渐成为活跃在当代西方摄影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它是指一种出现在消费社会、城市化进程中，建立在冷静、理性和相对客观的观看方式主导下，以“人造景观”作为拍摄对象的摄影类型。透过这些“景观”，其背后充满着摄影师对现实的审问与批判。
朱浩《上海默片》2004
而最初我将这一名词用到国内时，与西方的原意有所不同。2006年，我发现了吴印咸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人民大会堂”，这让我非常震惊，因为它和慕辰、邵逸农拍摄的“大礼堂”、渠岩的“权力空间”杨铁军的“政府大楼”、孟瑾的“每个房间都被点亮”有着共通的对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注。而且在拍摄手法上都是一种景观摄影方式。于是，便借用了此时刚出版不久的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1931—1994)的《景观社会》一书对“景观”(Spectacle)的描述。因此，国内最早使用的“景观摄影”(Spectacle Photography)一词与西方的意义有所不同，它更多属于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当年我在第三届连州摄影节上策划了一个叫“征兆”的景观摄影专题展。而随后又在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2009)、丽水摄影节，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划了景观摄影的相关展览。随着这两年的景观摄影逐渐成为中国当下摄影中国的热门词汇，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摄影师采取景观摄影的方式，它变得不再局限于权力政治，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其概念和意义开始与西方原有概念相近了。
记者：2011年连州国际摄影展的主题即是“向着社会的景观”，有人说景观摄影开始泛滥了，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蔡萌：当然，我也注意到现在很多年轻的新锐摄影师开始进行景观摄影的创作。可能给造成人“泛滥”之感，但我不认为这种“泛滥”是坏事。“泛滥”在有时候也挺好的。比如，为什么京剧在民国时能达到巅峰，因为当时在台下听戏的票友都有极高的演唱水平，只是台上的“角”比他们的水平更高一些罢了。这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个生态，有了整体的环境氛围，才能在大级师的人跳出来，才能把一个东西做到极致。况且，我也不认为现在的景观摄影已经达到泛滥的程度。比如你们的这期月赛，评选中属于景观摄影的创作就很少。
记者：这为我们经常参加的选手提了个醒，但为什么我们要提倡景观摄影?
蔡萌：景观摄影不仅简单地是一种摄影类型，更是一种摄影师参与社会的表达。一方面作品能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拍摄时也会融入作者的思考，所以拍出来的作品代表着摄影师的一种立场。它很像是一种融合了纪实摄影、风光摄影和观念摄影的摄影类型。而选择景观摄影作为创作方向的人，肯定是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对社会现象有了一定的思考、批判的能力，这样他们才会慢慢觉悟到通过某种方式来呈现自己的思考和视觉表达。
颜长江《九华山，在建的大佛》2008
记者：哪些人群什么题材才适合以景观摄影的方式进行创作?
蔡萌：对于摄影师来说，从事景观摄影应该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方式，景观就在我们周边，在我们生活的城市。现在的中国现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景观现场，有太多的有趣的建筑、有趣的空间景观，很多时候当你冷静观察时，它们看起来很超现实，也很荒诞，套用比较当下的一个词就是很“后现代”。但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这些可能需要一个去建立社会体验和视觉经验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