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隆重召开。作为长期从事区域规划和发展研究的从业人员，我们欣喜的发现“建设生态文明”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战略层面。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而在进一步谈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应“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细细研读十八大报告全文，“建设生态文明”的脉络也愈发清晰：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改善人居环境是核心目标；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是主要途径，具体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城乡防洪排涝抗旱能力、加强防灾避险体系建设等。并且，特别强调了生态保护应该“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顺应自然”。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区域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也在变化，资源与环境已经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硬约束，生态安全的重要性逐步被认识，世界范围内环境变化引起的各种极端事件表明，生态灾难足以影响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甚至消亡，生态安全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曾经的两河文明等辉煌的人类文明最后的消失都是由生态灾难引致的。因此，在十七大报告中，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赋予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建设同等的地位。五年来，我们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十二五”规划、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各级地方政府在关注区域经济建设和空间发展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但是，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面临的生态威胁形势依然严峻：长江、黄河、嫩江等大江大河水系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生态服务功能受到极大削弱，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干旱、高寒、严重水蚀与风蚀，土地荒漠化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我国洪水调蓄面临着人与水争地，天然洪涝调蓄系统破坏，洪水危害增加；此外，由于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森林面积急剧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等。诸多生态问题的出现往往是人类长期不恰当的行为所累积产生的结果，因此很多自然和生态灾害的紧急救助能够在短时间内帮助我们减少损失，规避风险，但是，我们依然需要长期的应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以修复已经收到损伤的自然系统。第二，在这个人地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加清晰和明确的生态保护路径和格局，这也是十八大报告中为何明确提出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过去含糊的，不清晰的，大而全，笼统而绝对的生态保护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国情。在空间发展中，提倡“精明增长”也要提倡“精明保护”，这是未来发展对规划师的诉求。
党中央明确提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无疑给长期呼吁和从事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以巨大鼓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针对中国严峻的人地关系矛盾，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了生态安全格局的理论和方法，并持续地在多个尺度上进行了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明确提出：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最核心的解决途径是建立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在各个尺度上维护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出版了包括：《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再造秀美山川的空间战略》以及《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北京案例》， 《 “反规划”途径》等著作。行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以及丰硕的研究成果。生态安全格局是指对维护生态过程的健康和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元素、空间位置和联系，包括连续完整的山水格局、湿地系统、河流水系的自然形态、绿道体系，以及中国过去已经建立的防护林体系等，它是一个多层次的、连续完整的网络，包括宏观的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和城市及乡村的微观生态安全格局。宏观对应的是全国尺度，生态安全格局被视为水源涵养、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等维护自然生态过程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城市和家园的生态安全，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2007年，受国家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委托，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开展了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研究针对我国面临的水资源短缺、洪涝调节、水土流失、沙漠化、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问题，以景观生态学为基本理论、采用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分析方法，对上述主要自然生态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辨识出了维护这些过程所必须的关键的空间位置及其空间联系。中观对应的是区域和城市尺度，在这个尺度上，生态安全格局能够以生态基础设施的形式落实在城市中，一方面用来引导城市空间扩展、定义城市空间结构、指导周边土地利用；另一方面，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闲游憩、非机动车道路、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这个尺度上的生态安全格局边界更为清晰，其生态意义和生态功能也更加具体。微观对应的是城市街区和地段尺度，生态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施中，成为进行城市建设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的依据，将生态安全格局落实到城市内部，让生态系统服务惠及每一个城市居民。
“生态安全格局”的理论与构建方法体系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同时也直接指导了一系列的生态文明实践工作。全国数百个城市，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实践工作积累传达着两个信息：第一，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和实施是卓有成效的，如：北京的生态安全构建指导了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四川遂宁的生态安全格局规划，成为遂宁现代生态田园城市的建设，等等。第二，生态安全格局的推广和真正落地阻力重重。还是有很多地区没有完全意识到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必要性，未能摆脱传统土地和城市发展规划理念的束缚。但是，随着十八大的召开，“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明确提出，全社会都将进一步理解和贯彻这一精神。而作为研究者和规划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完善“生态安全格局”的理论和构建体系，并积极投入到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去。并且，我们将奋力推进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实施纳入法定规划体系，将规划成果广泛征求各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通过多方博弈最终确定其空间边界。生态安全格局的最终成果应该通过理发和相关政策实现永久性的保护，使之成为保障国土、区域和城市生态安全的永久性格局，并引导和限制无序的城市扩张和人类活动，并成为我国划定生态用地、完善和落实生态功能区划、主体功能区划等区域调控政策的有效工具，在国家、省市、区县等各个尺度上达成一致，成为生态保护的关键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