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11日，本报推出“从安徽四川调研看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系列报道，分析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阐述政府如何管好“钱袋子”、过好“紧日子”。近日，许多代表委员结合此报道及对政府预算报告的审查，畅谈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管控。
北京市副市长杨晓超代表说：“把行政成本降下来，打造节约型政府，可谓党同此心，民同此心。”据杨晓超介绍，为进一步压缩行政成本，今年北京市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三公”经费预算安排9.72亿元，比2013年再降1.41亿元。北京还将暂停市级机关购买一般性公务用车，“哪怕单位有报废车辆，也不让再添新的公车”。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州长李红民代表认为，只有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民生领域，才能在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同时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要加强预决算公开，压减行政成本，各级政府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过好‘紧日子’，确保‘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委员说，不能把“三公”经费等同于行政成本，好像政府行政开支都用作公款消费了，必要的行政成本是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的条件，关键在于如何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发挥行政成本在提高政府效能方面的作用。
针对年底“突击花钱”“突击拨款”等现象，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代表认为，应进一步明确超收收入的使用范围和支出原则，建议将其用途范围调宽，注重向“三农”、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民生方面倾斜。
闫傲霜说，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行之有效，缩紧了政府的钱袋子，群众给予很高的评价。国家财政是代表全体人民理财，每一分钱都是群众的辛苦钱，理应倍加珍惜，让人民满意。
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委员说，人民日报的报道反映了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呈现下降趋势的事实，同时也深刻指出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的空间和措施。管控地方行政成本，就是要严格预算编制，加强预算执行监管，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记者 徐 隽 张 洋 吴撼地 杨文明 贺 勇
